撰稿/南楠

　　台风“红霞”登陆前，广东被一股干热裹得严严实实。7月24号，南沙，2026全国青少年女足精英赛暨百年名校杯女足交流赛的颁奖仪式上，初中组冠军教练陈华咬着牙，顶着快38度的太阳，给她的队员们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全是笑容，全是冠军的喜悦。

　　十二支队伍，从顶尖校园队到市体校，从体教融合的省队到西部试点地区的队伍，基本把咱们女足青训眼下能见到的类型都凑齐了。三百多个姑娘，几十号教练，这群人就是中国女足青训最一线的参与者。他们给女足青训发展状况的调查，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南沙样本”。

　　四川泸州天立学校的主教练陈华，和重庆两江育才中学的主教练汪俊吉，都是专业运动员出身。陈华代表四川打过全运会，拿过铜牌；汪俊吉从小跟黄希扬睡上下铺，老队友了。两个人被问了同一个问题：跟你们踢球那会儿比，现在踢球的女孩子是多了还是少了？

　　陈华说多了。“我们那会儿踢球的女孩子少，现在不一样了，通过足球能升大学，选择也多了，不光孩子，家长的想法也在变。”可汪俊吉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他举了个例子：“我孩子的班主任说，前几年问班上谁想踢班级联赛，好多孩子举手，男孩女孩都有。现在再问，没人主动了。都跑去打羽毛球、乒乓球了。”

　　俩人说的都是选材面，答案却不一样——站的角度不同。陈华比的是二十多年前她打全运会的时候，汪俊吉参照的是前几年校园足球最火的时候。两个现象都是真的。把时间拉长到二十年，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渠道在拓宽，家长观念在改变，这部分增量实实在在。但汪俊吉看到的收缩也是真的——很多地方对校园足球投入有限，光靠重庆38个县区的财政来撑校园足球，根本不现实。

　　四川和重庆算西部，那东南沿海的江苏呢？人家给了另一组数据。2009/10年龄段，全江苏只有八支队伍。理由不难理解——这个年龄段不是全运年龄段。往下调一级，十支队伍；再往下，更多。因为全运会的刚需在那儿摆着。从足球发展规律看，金字塔底部应该比塔尖宽得多，可每一层收窄的幅度，决定了塔尖最终能留下多少人。全运年龄段队伍建制成了决定某一层宽度的核心因素，其他层呢？很多时候只能牺牲，除非这层里冒出了顶尖苗子。

　　南宁市琼林高级学校的主教练刘宇翔说得更直白：“在广西，我们能选的人太少了，有些孩子选上了还不一定来得了。”重庆巴南中学的李毅从另一个角度补了一句：“我们学校名气不大，跟名校比没优势，选材面就更窄了。”几乎每个教练都在说选材面窄，只是窄法不一样。所以问题根本不是“踢球的女孩多了还是少了”，而是结构性的失衡。

　　志丹县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这个陕北县城是国家级足球双试点，全县六千多人常年参训，六十四支校级代表队，校园足球普及率百分之三十——放在全国任何一个县，这数字都拿得出手。可同一份材料里还写着：乡镇队伍联赛参赛占比只有百分之二十一，大量乡村苗子根本进不了县级精英选材的视野；十三所乡镇教学点没有专职足球教练，百分之七十八点三的乡镇教师没接受过系统化足球培训。同一个县，城区和乡镇的差距，大到离谱。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多少，而是少在哪里。答案很明确——少在乡镇，少在欠发达地区。换个角度想想，如果金字塔的缺口正好集中在底层，那上面的每一层，恐怕都会受影响。

　　广东清远的英德一中，走出过赵利红，铿锵玫瑰时代广东女足的代表人物。这所粤北山区的学校有过女足最辉煌的年代，可现在呢？训练课被劈成了两半。“一半时间练足球，另一半时间练体育单考单招的内容。”领队李涛说这话时语气很平静，像在讲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英德一中只有高中部，李涛只能被动地接收初中送上来的球员，教练组得花一年时间重新磨合队伍。被动接受就像看天吃饭——有一批好苗子，成绩就好；人才一断档，成绩立马往下掉。

　　2025年开始，教育口的比赛拿不到运动员等级证书了。跟广深地区的强队实力差距太大，女足姑娘拿等级证的机会越来越小。没有等级证，就没有单考单招的资格；没有单招资格，这些练了七八年足球的姑娘，到头来跟没练一样。“如果没有证书，她们实际上少了一条出路，甚至说现在再练都没太大意义。”李涛说，有些学生开始“诈伤”逃避，说这里疼那里疼，跑体能时拖拖拉拉，练技术时对付过去，一天训练时间就这么混过去了。李涛能理解这些女孩子的迷茫，可他做不了什么。

　　汪俊吉把这事儿说得更直白：等级证是整个校园足球青训体系的“命门”。“很多孩子踢球就两个选择，要么走职业，要么通过足球升学。如果保证不了踢职业，最起码还得有考大学的机会。”这句话很残酷，直接揭开了无数家庭送女儿踢球的底层逻辑。有热爱，也有梦想，但她们更需要一张证书做保障。

　　刘宇翔看到了这个逻辑的终点。“如果说以后拿不到这本证，踢球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他带的琼林高级学校在广西还有体育局备案的比赛可打——市锦标赛、冠军杯、自治区区运会，这些都能出等级证。加上他队伍实力强，今年全国高中联赛总决赛八进四，也只是点球惜败传统豪门济南的历城二中。正因为知道自己还有机会，刘宇翔才能居安思危，看到别的队伍正在滑入恶性循环：“实力越下降就越拿不到名次，招生就会越难。”

　　广州市培正中学的卓玲花，管自己叫“幸运的”。她以前是广东女足球员，二十三岁就退役了，现在在培正中学当主教练，手里握着一张别的学校没有的牌——“领军龙计划”。这是广州市教育局给培正和执信中学的一项招生政策，更注重足球专业技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高级中学对精英足球特长生的招生限制。一条路走到头，还是有人给你兜底？区别就在这里。同样的校园足球，运动员等级证是驱动体系的发动机，也是命门。当一张证书决定了一个孩子七八年投入有没有回报，足球就不再是足球了，而是一场赌博。赌赢了最好，赌输了，也许只能回到教室，跟足球再无关系。

　　南沙这边，有女足U17现役国脚，有近二十个先后入选过各级国字号集训营的球员。可这份荣光背后，藏着另一层值得琢磨的现象。许多队伍的建制，就是为了省运会和全运会存在的。一旦失去这个目标，没人知道那些姑娘们的未来会怎样。

　　一支马上就要去打省运会的队伍里，许多队员还不知道，她们中的一些人两个礼拜后可能就要慢慢离开足球了——如果她们没办法入选该省全运会队伍的话。事实上，不管哪个省份，都有强者，大多数球员都进不了全运队。有教练说：“能力强的还能去女乙女甲踢，再差一点的就只能回学校踢踢市长杯、省长杯了，这些比赛对她们这个水平的运动员来说，基本上就无所谓了。”七八年的训练，最后的结局可能是“无所谓”。

　　哪怕入选了全运队，等待姑娘们的也是更残酷的淘汰机制。国字号训练营长年人员变化很少，来来去去就是几十号人。中国足协7月9号公布的二十八人U17女足集训名单里，出现了六个新面孔，但都没跳出此前已有的精英运动员名单。大部分女足青训球员面临的残酷现状是：如果没入选国字号的目标名单，又没进全运队，可能根本没人关心她们的生存环境。

　　更尴尬的是，就算被国字号大名单圈中了，这些孩子和家长也得做选择。不光家长，教练也难。陈华的队伍里有个女孩被国字号选中，集训通知发到了队里。然后陈华就犯难了。按常理，基层教练培养出国字号球员，应该骄傲才对。可真实情况让她无奈地吐出三个字：“太难了。”“训练是为了进国字号这个目标，但比赛集训这种模式对孩子的学习肯定有影响，家长有自己的想法，做工作真的太难了。”陈华说。她不是诉苦，她是真的困惑。她自己就是专业球员，全运会铜牌得主，比谁都清楚专业队的路什么样。正因为清楚，所以她更能理解家长。

　　“我带过很多孩子，刚来队里的时候，都喊着说我要去国家队。可到了十五岁，她们开始犹豫了。有些人的能力达不到国家队标准，有些人只想念个好大学。”陈华说。“满身伤病谁也不好受。你需要付出很多，尤其是女性，婚姻和孩子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陈华自己就是这条路的亲历者，她不会说“不要走这条路”，但她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最近一个月，刘宇翔没怎么回过家。六月中开始，他先去昆明参加中青赛第二阶段，然后从昆明到江西定南打高中联赛全国总决赛，接着返程去玉溪参加全国U18女足锦标赛。这次来南沙前，他带着队伍回去练了一个多星期，又出来了。这就是锦标赛制带来的直接后果——赛事集中在一段时间内打完，教练和球员疲于奔命，打完一个马上赶往下一个赛区，根本没时间消化比赛暴露的问题。“一个月全是比赛，发现一些问题，没有时间通过训练去解决。然后可能刚解决完这个问题，马上又要解决下一个，结果一出去打比赛就是重复犯错。”

　　“重复犯错”这四个字，是锦标赛制最大的代价。实际上，青少年女足的高水平赛事数量并不少。汪俊吉算过，他的队伍一年要打二十多场，接近三十场高水平正式比赛。可遗憾的是，这些比赛不是联赛制。“锦标赛有可能上半年六场，中间七场，下半年十场。”二十多场比赛分散在几个赛会制赛事里，每个赛会十天打完，剩下的十一个月，汪俊吉的队伍全在训练。“在这种赛制下，我们没办法持续、稳定地拥有高水平比赛的机会。”

　　稳定性——这是联赛制和锦标赛制最本质的区别。联赛每周一场，打完有时间复盘、训练、改进，下一场比赛检验改进效果。锦标赛十天打六场，打完就散了，问题得不到解决，下一个锦标赛再犯。刘宇翔说的“重复”，就是这么来的。

　　重庆的男足青训已经开始改变这种状况。汪俊吉介绍，重庆市足协正在办一个青训联赛，让男足队伍每周都有比赛可打。“男子有这个趋势，但女足还没有。”他说这话时很平淡。时间会改变一切，可时间也是公平的——有人受益，就有人牺牲。

　　重庆巴南中学的陈泳霖算了一笔账：他们学校的队伍一年正式比赛大概十场出头，主要在市内。“像南沙这样规模、这样水平的比赛，我们是第一次参加。”他说。一支练了四五年的队伍，第一次出省打比赛。李毅在旁边只说了一句话：“希望多给我们的女孩子一些比赛的机会。”

　　中国足协副主席孙雯2025年11月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我们也特别希望某些地方能够真正把青少年联赛做起来。如果某个人口大省，在一个年龄段能有五六支精英队伍，经常打比赛，教练员也能跟着队伍一起成长，同时也能给球员带来更好的指导。但现在还是相对练得多，赛得少，高质量的比赛太少。”实际上，很多省市对女足青训还是走过场——十天打完六场比赛就够，完成任务，拿到名次，拿到证书，然后各回各家。至于那些通过比赛暴露的问题，下次还会犯的错，除了教练，没几个人在乎。

　　汪俊吉跟学校领导提过一个建议：通过临聘教师的方式，找几个足球专项的大学生来帮忙带训练。他认为这是给学足球的大学生找个出口，一举两得。领导赞同建议，但没同意：“语数外的教师问题都没解决完。”这就是现实。“我们也很苦恼，没有经费。”汪俊吉说。两江育才一年在足球上的投入大概十万元。十万块，能覆盖一支初高中建制的女足队伍全年的训练、比赛、器材和装备吗？肯定不够。“很多情况下出来比赛都是家长给钱。”

　　如果说两江育才是校园足球，那志丹县作为体教融合西部试点地区，就更具代表性。志丹县的官方汇报材料里写了另一组数字：全县足球累计投入超六千万，其中青训专项一千万——这是一个县几年发展攒下来的总量，平均到每年，再分散到全县八十四支校级代表队和十支县级梯队上，每支队伍能分到的资源可想而知。同时，材料上还有这么一句话：“全县足球事业百分之九十五依靠财政投入，社会资本参与渠道狭窄。”

　　钱是问题，但教练的问题比钱更直接。汪俊吉的学校只有他一个在职教练带女足，其他都是临聘的。他想招女教练——男教练带女足，管理上的不便不用多说。南沙提供了一个直观的样本：十二支参赛队伍，只有泸州天立是全女性教练组，培正的主教练是女性，南京市队伍有一名女性助理教练，志丹有一名女性领队兼教练，其余全是男教练。曾任国字号女足主教练的陈婉婷在全运会后说过一句话：“女性教练找工作很难，男足很少用我们，女足队伍还有那么多男教练。”女超十二支球队，只有四名女性主教练。女超尚且如此，基层青训的女性教练比例只会更低。

　　志丹县的官方汇报材料把基层教练的困境写得最透彻。五十二名D级以上持证教练，听起来不少。可“近三年九名优秀青年专职教练外流西安、榆林等地”。材料里写明了原因：“教练员激励、奖励、职称评定等政策不完善，职称倾斜、集训补贴等细则落地滞后。”一个陕北县城，用数年时间建成了全国较为完备的县域校园竞赛体系，盖了三十七块标准球场，引进了韩国教练，聘了李章洙当名誉校长，同时却在三年里丢了九个本土教练——因为薪资、编制吸引力不足。

　　这句话，其实适用于整个女足青训基层。十万块一年的队伍留不住教练，八十万一年的队伍也留不住。有教练直言，职业队员退役后不愿带女足。基层教练不是青训体系里最显眼的问题，但可能是最根本的一个：当站在训练场上的人不够多、不够稳定、水平不够高，所有的制度设计都会在执行层面打折扣。

　　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人不断投身女足青训。陈华就是，她的助教们也是。问她理由，她说：“我总觉得，只要我们坚持去做，一定会看到希望。”正因为她看清了所有问题，所以她还在坚持。这就是咱们女足青训基层最真实的故事——不是没遇到困局，是困局里还有人没走。

　　也正是通过了解这些困局和现象，我们才更清楚，怎么才能不浪费咱们在女足上的制度优势，怎么才能不把手里那把好牌，打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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