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方言与部落之巫

李敬泽

 

文珍小说中人，常在自闭状态：那个躲在衣柜里的女人，那个对着录音笔自问自答的女人，还有那个微笑着与闺蜜分手就此永别的女人……

 

都是女人。文珍也是女人。在女性书写的谱系中，她悄然站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不是先知或烈士，不是文艺青年，她站在特定的人群之中。

 

让我们看看这人群：她们是北上广深等等大城市中的职业女性，生于1980年代，受过良好教育，供职于公司、银行、各事业单位；她们中大部分人远离父母和家乡，年轻着，但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就要老了，而婚姻，对她们来说远不是理所当然，知道自己随时会被剩下--没有什么理由，只是这个世界如此大又如此小，太小了，碰不到那人，太大了，找不到那人。没有什么是确定的牢固的，如羁旅过客，如在浩大的人群中挤地铁，如租期临近的房子、还贷的短信，如一个又一个相亲的男人……

 

她们和进城务工人员一样，构成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劳动力基础。她们自己当然不承认这一点，她们有能力自我指认：不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的确，她们正在某些方向上悄然塑造着我们的文化：恰好是这个男性的、而且是直男的，亢奋的、未免过度亢奋的时代的背面或阴影--意义的焦虑；对时光、苍老、孤单的无力感；细腻的感性；戏谑的含混和自嘲；不确定性的自我消费--甚至是性别的不确定……她们暗自拓展、开垦我们文化中柔软的、感伤的、弱的、暧昧的区域，文化的后园。

 

--女性、社会、文化和审美，文珍处在种种幽暗小径的交叉点上。

 

严格地说，我甚至不认识文珍。我知道她是北大中文系毕业，是人文社的编辑，还写小说。但是除了两三次在文学场合匆匆见面外，我记得我们之间说话最多的一次是在下了飞机走向出口的路上，好像是在谈论她家的猫。然后，有一天她打电话过来，种种不好意思，恨不得随时放下电话，待到真的放下了电话，我才终于猜出她的意思：要出一本小说集，想请我写几句推荐语放在腰封上，当然，最好写个序。

 

书稿寄来了，书名有点村上，叫做《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看完之后，我告诉她：写序吧。

 

因为，一二百字的推荐语似乎说不完。

 

我当然喜欢文珍的小说。这当然不重要。重要的是，除我之外，谁会是她的读者？他和她，他们是怎样的人？以我的揣度，文珍可能为自己选择了一群最难对付的读者。为了说明问题，我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比如“底层写作”，那些写作者其实知道，他所写的人物几乎肯定不会读他的小说。而文珍呢，她也知道，她最可能的读者就是她作品里的人物，她甚至在《银河》中特别提到其中的男女读过《衣柜里的人》，后者是文珍的另一篇小说。

 

这里存在特殊的困难。小说家们喜欢谈论“人类”，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人类、人类中的中国人正被纵横交错地切分成众多、越来越多身份的、文化的部落。世界从没有这样平，也从来没有像这样层峦叠嶂，难以通约。有人在担心方言的消亡，好吧，方言必定消亡，但与此同时，我们正在经历着更为复杂、变动不居的“再方言化”，这种“方言”不再是地方的和语音的，但依然是文化的，而且更文化，它是由共享的经验、情感、价值观、审美趣味和社会意识杂凑起来而又迅速折旧的表意系统。而小说家的困难在于，在每一个部落看来，他们或许都是“外人”，都难以获得认同，除非他们像韩寒或者郭敬明那样赋予某个部落启蒙性的自我意识，除非他们像余华那样在某个部落的形成过程中阴差阳错地成为被征用、借用的重要资源，除非他们能够成为部落中的祭司或巫师，否则，他们很可能自称代表所有人但与所有人无关。

 

--这就是所谓“纯文学”的困难，普遍性的梗阻。而文珍的困难在另一方面，她选择了一种“新方言写作”，她站在部落的内部，她在讲述“我们”的故事，当然这在“青春文学”中并不构成困难，但问题是，她所在的这个部落已步入“后青春”，青春之“魅”已“祛”，而所有的人对方言谙熟于心，她们确切地知道自己是谁，精于交流、勤于表达，对这样一群人，你还能讲述什么？

 

我估计，写作时的文珍和给我打电话的文珍一样，写作就是打一个不得不打的电话--羞涩、鼓起勇气、克服困难，然后渐渐地，就像《录音笔记》里那个女人，流畅了自如了，把自己从沉默中释放出来。

 

文珍所关注的不仅是那些把一个人和另一些人连接在一起的事物，由这种连接，人们行动、言说，发生关系而有了故事；但文珍知道，人们之所以急切地寻求连接，是因为他们恐慌，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关在“衣柜”里，他们要依靠与外界微弱的联系--看上去喧闹，实际上如此脆弱、如此不可信任--帮助自己躲避幽闭、忘记原子般的孤独。

 

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急切地寻找同类，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在电脑上手机上倾诉、交谈，而事情的另一面是，人们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害怕面对自我，害怕与自己相处。我们有一个茂盛的外部，外部有多么茂盛，他们的内部就有多么荒凉。

 

内部闭锁着，沉默着。

 

文珍因此试图成为巫师，催眠和唤醒。

 

在这个假期，读张光直的《美术、神话与祭祀》，其中谈到，文字创生于巫，在中华文明进程中，文字是政治权力的必要条件，它是人与天沟通的媒介，巫借此召唤和确立人群和部落的认同；但事情的另一面，张光直先生似乎并未察觉，巫借助文字，也获得了抵达、唤醒和建构内心生活的能力：无以名状的恐惧、焦虑、欲望和疼痛，由此变成了被名状、被意识到的事物。一些巫沿着大路成了国王，一些巫沿着小路成了诗人。

 

太多的小说停留于行动和态度。作为巫的文珍力图写出行动和态度之下的心理。不借助隐喻和象征--任何一个巫都需要道具，文珍也使用隐喻和象征，但是，她主要是运用她的基本能力，以文字做出指认和命名。在她的小说中，人物的行动并非不言自明，人并非在黑暗中没头没脑地奔走，很多小说家预设，所有的读者都会理解人们何以如此，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如此，我们大家都知道支配着我们行动的本能和逻辑，那个世界的真相，那个已经写定、存放在所有人心中的剧本，但这是多么不称职的巫，他把我们放逐到蒙昧混沌之中，他忘了，人们之所以有沟通天人的欲求，就是因为，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有独特的命，有一种与庞大的世界戏剧对抗的内在理由，而巫要把这理由告诉他们。

 

文珍是称职的巫，她致力于讲述内在的故事，人物怎么想，她何以如此，她与自我的对话，她给自己的说法，她的自我推敲和自我分析--作为诗人的巫的现代形态是小说家或心理医生，当人们被内部那些无法命名的东西胀满了，折磨着，医生来了，她告诉他们那些东西是什么，把人从幽暗中释放、照亮。

 

 

通过新方言写作，一个写作者回到了人类状况的具体性；通过如巫一般心理的、内在的讲述，她又有可能重新回到那种普遍性上去。一个一个的人，只有封闭自己，把自己外部化，把自己的一部分拿出去与人共享，她才能确立起部落的认同；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她被从内部打开，回到她的本心和初心时，她就超越了她的部落，面对天和地，面对普遍的人性。

 

所以，文珍的读者包括她选定的人，也包括那些未被选定的人，比如我。

 

但是，文珍的打开还不够强劲、不够宽阔，受制于她所在部落的世界观，她常常过于小心过于文雅，因文雅善良而拘谨，巫应该神游八极，应该有一份天地不仁而任他天塌地陷的刚忍。

 

总之，是个巫。祝她变大巫。

 

2014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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